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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谈“家”色变(散文)_1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16 14:58:02

一个人,要是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,自然而然会想起来要营造一个属于两人世界的“家”。有了“家”的人,才会了解有“家”的亲切,才会更进一层地按既定目标经营自己的“家”。我写过一首有关“家”的歌词,歌词是这样的:

当我烦燥的时候,你是一杯饮料;

当我苦恼的时候,你是一声微笑;

当我流泪的时候,你是一方手帕;

当我生病的时候,你是一副良药;

当我寂寞的时候,你是一首夜曲;

当我欢乐的时候,你是一个句号。

当我寒冷的时候,你是一件皮袄;

当我饥俄的时候,你是一片面包;

当我呼唤的时候,你是一阵回音;

当我梦游的时候,你是一座断桥;

当我流浪的时候,你是一排路标;

当我希望的时候,你是一群飞鸟。

啊!家庭——

我温馨的怀抱;

啊!家庭——

我心中的骄傲。

这首歌词比较确切地表达了我对于“家”的感受。它在日本歌星芦京子歌词征集大赛上还得了奖。说起奖品也巧。当时我在开一门《比较文化》课程,需要台录音机放一些资料给学生听。苦于家中只有单喇叭的,音量小,筹划着买一台大一点的。踌躇中,却给送来了一台SANYO四喇叭收录机,正合我意。因而我也就十分珍惜地使用了八年。

由此,让我一直记得八年前,我是通过写歌词来总结自己的“家”。

又想到十八年前,找和我的老三届们,或抽调工矿,或考入学校,或“病”退返城;有的无钱、有的无房、有的没工作;但年届卅,不能也不想再拖,都想方设法成了个“家”。

再想起廿八年前,却是事与愿违。我和我的插兄们,是那么惧怕有两人世界的“家”。

原因极其简单:没有“家”的知青,存在着招工、参军、上大学之类可以逃离“扎根”的众多机遇,可以由目前的农村人恢复到原本的城里人;有“家”的知青,便失去了种种机会。我和你、他和她都不愿意跨入“家”的行列,害怕由原先的城里人变成永久的农村人。

当初,远离城市的少男少女们,经过数年的农村锻炼,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渐渐成熟起来。谈情说爱的事实属正常。可以这样说,在艰苦日子里你帮我助所产生的情爱,在它的含金量中,是少了许多杂质的。然而,由于谈“家”色变的心理障碍,又使得悲剧有了生长的土壤。

下乡的第一年,我就认识李阿雯和王小刚。婷婷玉立的阿雯,天生一副好嗓子;小刚相貌堂堂,能编会演,人称“王心刚”。那时阿雯在队里喂猪,小刚在队里放牛。放牛的收工早,常常帮助拌猪食、冲猪圈;喂猪的时间灵便,见放牛的衣服经常被树丫枝权扯得窟窿串窟窿的,便时不时地帮着做些针线活,加上两人的兴趣爱好相仿,很快就好上了。那时尽管有许多女孩子主动追小刚,小刚都不动声色,一心放在阿雯身上。

第二年部队来招兵,队里推荐小刚去,体检政审全合格,可有人向公社反映:说小刚不关心政治,整日谈情说爱,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。于是小刚到手的参军名额化为乌有。这给小刚打击很大。此后,除了队里安排的农活,他几乎拒绝了一切活动,久而久之被组织认定为“革命意志衰退”。三年过去了,招工上学迟迟轮不到他。当时我已在县里工作,小刚经常来信发泄苦闷,我也时时开导他。幸好阿雯在他身边,相互间的安慰和体贴,让他没有沉沦下去。

他俩相依相靠、日日耳鬓厮磨在一起,不料阿雯有了身孕。起初阿雯也没告诉小刚,她知道这可是绝密号的事。她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腹中的小生命:她私下里拼命灌醋,据说醋能打胎;她又躲在无人处拼命地跳绳,想尽早让肚子里的小生命离开;她还跑到溪水边,咬着牙关浸在水中,狠毒地想让寒冷(东北六月的溪水冷得也像冰水一祥)冻死小生命……无奈,母体中的生命是如此顽强!待她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时,再紧腰束胸已无济于事。为遮人耳目,她告诉了小刚,已经晚了。他俩商定的结果是让阿雯回上海。(小刚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我,说孩子生下后先放到宁波乡下去,绝不能让别人知道,等有了工作成了家再接回来;央我替阿雯买汽车票并托人定火车票。)

阿雯一路火车坐着硬席,双脚肿得像大象的粗腿,五天四夜才抵上海。万万没有想到,上海的两个家庭对阿雯的境遇竟暴跳如雷:父亲不容分说,抬手就是一记耳光,他不允许挺着肚子的亲生女儿一刻留在眼面前;母亲哭得死去活来,自己是居委会主任,家里出了这种丑事,还怎么走东家串西家地做调解工作?她诅咒阿雯即刻死去!阿雯拖着个身子又到小刚家。没等进门,便遭小刚姐姐的一顿臭骂;阿雯想进屋作解释,小刚姐姐拦住道:不解释也清楚,是你的狐媚心思,一手断送了小弟的前程;老娘看了小弟的来信,气得当场就送进了医院,你还有面孔解释?

阿雯事后跟我说,当时想到过——“死”。她离开小刚家后,马不停蹄地换了三部公共汽车到宝山。站在吴淞口的堤坝下面,眼望着一望无际的东海,真想一头扎进去,让滔滔的浊浪来冲刷掉周身的耻辱。然而,她迟迟下不了决心。她说:人,一旦决定要去死,脑子里满是你最最亲爱的人在拉你扯你阻止着你,让你无法硬得起百转柔肠,我就是被小刚和肚子里骚动的小生命挽留住的……我在表姐的单身宿舍里挤了一夜。第二天,妹妹拿着妈妈给的五十元钱来找我,我用这个钱,买了张火车票离开了上海。

她又是几天几宿的火车硬座,一路艰辛地回到了东北。她途经县城时,央我能否弄张汽车票当天就坐车回公社。见她脸肿得像甲状腺病人,原来挺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走路也极其艰难(那时我也不清楚她已有九个月的身孕了),便没让她走。联系让她住在我在照相馆学习时熟悉的王阿姨家,谁知她不吃不喝足足躺了一天。临走时她问我借了件棉大衣。我说:十月份的天就冻成这样?她便告诉我已经有九个月的身孕了,穿件棉大衣纯是为了不想让人知道。我非常惊愕:这总归不是办法,我跟小刚打电话。她阻止我,她是不顾自己所受的屈辱和痛苦,还满心眼为小刚着想:别给他压力了,过几天会想办法跟生产队里讲的。

阿雯回去后的第二天,正值集体户上山砍柴,她穿着棉大衣也一同去了。一捆柴禾没打成,就晕倒在山坡上不省人事。集体户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,马上赶着牛车送她进了卫生院。白天还没诊断出来结果,晚上小生命就出世了。面对小生命的问世,生产队、集体户内外议论纷纷,众说不一。欣慰的毕竟是母子平安;开了天窗说了亮话,倒也坦然了许多。

可是,没足月的孩子难养啊!阿雯小刚不知费了多少心血。

有了孩子,必须马上补办结婚证;有了结婚证,也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。有了“家”,可以不再分心于招工上调的事,然而,这个“家”太难操持了:婴儿身上的、嘴里的,一一都要置办;生产队本来就穷,靠小刚一个人的工分挣不出三个人的口粮;一家三口,居住在集体户的一间房里,自己不方便不说,还影响旁人……于是,小刚求得生产队的允诺,觅得了去山里养蜂的活(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养蜂的)。

他带着妻儿象吉卜赛人一般,哪儿花盛便往哪儿搬。在深山丛林中一转就是七年——整整两千五百廿天哪!他的儿子独个长在大山之中,交流的只有父母两人,所以只会讲上海话,听不懂当地话。

这以后虽是落实了政策,举家回到了上海,真正过上了“家”的生活。可在当时,对于他们的成“家”后艰难的流浪生涯,知青们谁又敢步他们的后尘?

我另外认识一对上海知青,男的叫伟民,女的叫小娟,两人在上海原是邻居,插队时双方父母都有些意思。他俩也合得来:上海带来吃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享用;有事两人经常交头接耳的商量。人称“小俩口”。

一晃过去了五个春秋。伟民已是廿好几的大男人了,他在心里爱小娟爱得发狂,无人时几次下决心想抱一抱小娟,可他不敢,因为小娟连手都不曾让他摸过。他埋怨小娟的若即若离:有时明明是她主动关心着伟民;当伟民稍一亲近时,小娟又马上回避,弄得伟民心猿意马。小娟有小娟的顾虑,她怕两人关系的不断亲密会招致后果的不可收场,若是将伟民的青春欲火燎旺的话,不知他会干出什么蠢事来?在前途问题上,她一直比伟民更清醒:只有等到有招工的希望后,才能完全打开两人心海中的闸门。这是需要两人有强大的压抑本性欲望的意志力啊!血气方刚的伟民能这样等下去吗?

一天晚上,小娟在大队部看完电影回集体户。同屋的两位去了上海,她怕一个人睡觉不安全,插好门后,还将一把铁锹顶着;夏天炕热,前几天伟民就帮她在炕上架了张木床,她上床倒头便睡。

朦胧中,觉得有东西压着喘不过气来。当她发现有个男人扒在自己身上非礼时,惊得失声尖叫;那人一丝不挂地站起来,头上还顶着块毛巾,小娟真不知眼面前是人是鬼,脸色煞白,身子随即瘫倒在床上,昏死了过去。

当男人拉下毛巾跪在她面前求饶时,小娟方才认出是伟民。原来伟民是有预谋的——事先就躲在小娟的床底下。

此刻的小娟已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:哭一会儿,呆一会儿;呆一会儿,哭一会儿。伟民内疚得捶胸顿足,也号淘痛哭。

惊得集体户及队里的人都赶了过来。

第二天,伟民被公安押去收审;小娟被送进了医院,没几天,又转回了上海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小娟老是怕见人,整日一副战战兢兢的可怜相。

就这么一对有情人,在当时那种畸形的环境里做成了离恨“鬼”……

可怜众多插队有情人,惧怕成“家”所酿成的苦果,不但能让男女正当的恋爱开不出花结不出果,还会将当事人沦落到变态的窘境。

大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。

大林的女朋友陈潇,在邻村插队。在学校时俩人关系就好,她还是他的入团介绍人。有一次陈潇扁桃腺发炎,集体户的同学又都去边境打防火线,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,而陈潇却高烧不退。大林知道后,便日夜守候在她身边。短短数日,两人已结下了山誓海盟。此后的深情蜜意自不必细说。

大林是苦人家的孩子,没有父母,自小由外婆养大,外婆去世后,他几乎成了孤儿。当其他知青都在盼望着有朝一日远走高飞时,大林倒是平静地筹划着两手准备:万一走不了,就与陈潇在农村安“家”落户。

有一天半夜,陈潇慌慌地跑来找他,说:自己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了,这可怎么办哪?谁知大林非但不着急,还异常兴奋;这倒叫陈潇傻了眼。继而大林苦苦求她,希望两人乘此机会就结合在一起,他太想有个自己的家了。但陈潇在这个问题上与绝大多数的知青一样,没有商量的余地,觉得大林的想法幼稚得可笑,她不愿为此做出一辈子的牺牲。一个人偷着跑到长春朋友那儿做了人工流产。

也许是受了城市氛围影响或是朋友的现身劝导,回到乡下后,她再也不愿见到大林。大林几次三番找陈潇要她说清原委。陈潇觉得有些道理用不着明说,所以,要么躲着大林,要么缄口不语。久而久之,大林被人起了个绰号叫“单身相思狂”。

大林陷入痛苦之中。整日蓬头垢面、萎糜不振,渐渐地离群索居。不久,陈潇招工走了,大林仍在农村苦熬。

生产队有个歪眉斜眼的矮男人,长期娶不上老婆,后来邻村来了个傻女人,算是白嫁给了他。那个傻女人,整日不洗脸不换衣,臭哄哄的满世界转。天知道,咱们的大林是中了哪门子邪,乘矮男人夜里看场院的空儿,竟然天天和傻女人上床!

这纸里包火总是要穿的。有一次让矮男人亲眼撞见了。矮男人纠合了本家几个亲戚,将大林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,还绑到了公社去告状。当这件丑事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之后,大林却不知了去向。后来听说是在黑龙江干脱坯的活,他曾给生产队来过一封信。

大林啊,写到这里,我都不知道你的结局应该怪罪于谁才对?

后来,我去长春念书,知青从延边回上海,长春是必经之地。因此接站送人是常事。当时大学里伙食差,大米饭每月只有两斤——四两一张的饭票只能吃五顿。其他均是杂粮。大米饭几乎月月省给途经的上海知青尤其是带小孩上火车的吃。有几次女知青背着孩子来找我,还被学校里误会过:怎么范文发的家属回回不一样?

1979年在长春车站,无意中碰见了我当记者时认识的安图上海知青小丛。见她大包小件的带了不少东西,以为是回上海,她却说是从上海回来。一语未了,竟呜咽起来。一问,原来小丛1974年就与生产队的朝族青年结了婚,有了两个孩子。去年回城风起,正值她母亲退休,封封家书催她回上海顶替母亲的工作。她何曾不想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?但她却不敢告诉丈夫。其实,丈夫早已明白。他主动劝妻子回上海,两个孩子由他来扶养。丈夫这么通情达理,倒叫小丛迟迟下不了决心。眼看要误了顶替期限,小丛哥哥特地从上海赶来办理此事,才将小丛拖回上海。

回到上海后,小丛在纺织厂工作。她告诉我,这半年时间,真的比十年还长。几乎是夜夜以泪洗面,想东北自己的家,想孩子,也想丈夫,那种揪心揪肺的滋味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

当她下决心回到丈夫孩子身边时,母亲拿出了由小丛丈夫亲手办理的离婚证书,要女儿发誓:大城市不要住你要住深山沟,好日子不要过你要过苦日子,你今后永生永世不要后悔!女儿跪在了母亲脚下,哀求道:妈妈,难道我舍得离开上海吗?难道我不留恋自己的上海亲人吗?难道我不懂得过好日子吗?可是我的家、我的归属全是在延边呵……我想我的孩子就像你想我一样的难受呀!我已独立成人了,可那两个孩子只有三五岁,哪能没有妈妈呀……

女儿的哭诉让母亲泣不成声,无奈地叹息道:这就是你的命、你的命啊……

于是,小丛为了那个难分难舍的“家”,又毅然决然地回来了。她苦笑着告诉我:说实话,我也怕过这个“家”,可是,最终它总是无法抵御我想回到的这个“家”啊!

小丛的矛盾心理,正是代表了像她这样一批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生活轨迹。

由此想到:开卷时孤芳自赏的那首关于“家”的歌词,一旦摆在知青们林林总总“家”的面前,就显得不完整、不现实了,仿佛是一块小窗帘难以涵盖大窗户一般,让人有捉襟见肘的感觉。它似乎忽略了许多客观要素,现实中的“家”毕竟不是生活在“乌托邦”里。

看来,廿八年之后的我,还是有必要对“家”,尤其是上海知青的“家”,再作一次认真的总结。

1998年1月12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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