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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棚户区:1981—1996 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4:17:23

1981年-1996年,我住在徐汇区嘉善路上的棚户区里。

我见证过这一区域内一家纺织厂的倒闭,那些年受伤的棚户区;我见证过那里建筑的幽黯,在记忆与现实交错之间;十九年后的今天,我再次以文字踏访棚户区。我是一个从小生长在热闹、喧嚣、鸡犬相闻、贫穷却乐观的棚户区里的孩子,教会学校毕业的母亲究竟是怎样疏离与融入?

棚户区于我,是难以表述的。它是我的家,却并非我的家园;它是一代上海人的黑白之梦,他们并非正宗的上海人,但他们相比新上海人,融入得更为透彻与持久。我不能因为它曾经的贫穷而避谈或漠视。

整个青春期,母亲把我关在屋子里,我在窗后看风景。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。

十九年前,我的邻居们陆陆续续从那片棚户区迁出,在当时看起来还荒凉的上海南站那里,他们重新建立了以汇城新村为主的“棚户区原住民社区”。对我来说,他们活动的新据点:上海植物园,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。但这十几年的时间足以磨掉我母亲身上所有的骄傲。她和那些曾经的女工们一起,买保健品,跳健康操,打太极拳。

“你总是在编故事”,我母亲说。过去是撒谎,现在是虚构。而每次我回家,看见被传销、保健品骗子骗得团团转的母亲,既想亲近,又想逃避。

也许我写下的,不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作品。它将具备的真切情感,是散文式的;它的叙述技巧与观察角度,却会更有小说的追求。

中国梦,在我的理解中,不是狭隘的道德之梦。它更像生活的碎片,一方面显示出现实的凹凸感,另一方面,光芒也在人群的柴米油盐日常生活中闪烁。

其实,今天在记忆中重构棚户区,是心灵的距离,时间的距离,也是一个黑白中国梦与彩色中国梦的距离。

1981——1996

一直到十八岁,去大学住读之前,我都住在徐汇区的一处棚户区里。那十八年,我从来没有与我的邻居们说过话。我无法具体说出,他们都长了什么模样。我常常站在玻璃窗后面看他们进进出出。有一次,左边邻居家最小的儿子突然抬起头,瞥了我一眼,我几乎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,那目光忽地从我脸上一扫而过,吓得我往后退了一步,腰撞到了写字台边上。

关于那户人家,我在我母亲的讲述中添入了很多自己想象的东西,但是,多年以后我才知道,现实远比我想象的更具有故事性。男主人和女主人都来自江苏盐城,他们先是买下了这处狭窄的平房,然后一有钱就开始搭建,到了一九九六年拆迁时,这户人家已经搭到了三层楼高,甚至比紧邻的纺织厂房仓库的围墙还要高出一些。男主人又高又胖,圆圆的脸上戴一副眼镜,顶上已经秃了一大块,一年里有三个季节都只穿一件白汗衫,看起来很和蔼,夏天乘凉时他总是对邻居们微笑,那是一种友好、快乐的微笑,但据说,这个码头工人经常关起门来打他的老婆。那老婆黑瘦,和人说话时语速飞快,任何时候都是一张凶悍、随时会发火的脸。他们一共生了五女一子。

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,那最小的儿子度过了他娇生惯养的童年时代,他比我大十来岁,日后成了这个棚户区里有名的小流氓。他只来过我家一次,是在我上学前,一个夏天的下午,他牵着一条狼狗走了进来。那时棚户区里还没有接上自来水,我母亲去水站打水,门开着,我一个人在床上玩。为了避免夏天暴雨后雨水倒灌进来,湿气浸染整个床褥,床是用砖头砌成的,比较高,也很坚固。那条狗对着我吐出了舌头,在他的示意下,它的前爪轻盈地搭在了床边。我爬了起来,一直往后退去,背部紧紧贴在了墙壁上。如果那时有一架相机,按下快门,那将是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。它将是黑白的,屋子里比较昏暗,所以看起来,也许会误以为已经到了黄昏。女孩的脸因为岁月的缘故,有些模糊了。这种模糊产生某种漂浮的效果,在那个瞬间,恐惧因为模糊而变得失真。女孩既没有哭,也没有喊,她甚至没有说出一个字。这照片单方面记录了大男孩的快乐。这快乐本身,成了一种乐极生悲的象征。

我再次面对面见到他时,已经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,而他也结束了七年的牢狱生涯,跨入了中年人的行列。我从来不感到自己怕狗,只是某种小小的忧虑,看见它们,就会远远走开。

据说,整个棚户区建造在一片乱葬岗上。我的编辑看了这篇文章后告诉我,“原来你以前住在我现在经常走过的地方啊。那乱葬岗,好像是回民公墓。肇嘉浜路周边以前很多回民,所以那个明珠大饭店造在那里,还有,‘清真路’也是因此得名的。”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,我写下的,只是我熟悉的那一些。

它貌似四通八达、曲里拐弯,却又峰回路转,条条小路最终只通向方向相反的两个出口。小路的两旁,这里那里,总有一些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的遗弃物。我记得一只玫红的塑料袋,它慢慢变成没有一点光泽的淡粉色,就像一片被热水泡过的玫瑰花瓣。而墙根下的泥土,总是潮湿,生长着绿得发黑的青苔。我还记得有一个肥胖的老人,经常坐在自己家的房子外面,坐在那片阳光照射的空地上,敲小核桃吃。

清晨,家家户户拎出一只煤饼炉子,烟虽然不多,却能遮住生炉子的那位眼前的视线,要抬头,眨上好久的眼睛,才能看清楚天空的颜色。灶披间都是自行在屋外搭出的,白墙经过不断的烟熏火燎,变得黑糊糊的。逢年过节,会有一些饱满、健壮的鸡鸭先被关在灶披间里,它们面无表情地待在那儿,不时叫上几声。午前,人们过去,卡住一只的喉咙,引起一阵骚动。

我家在嘉善路526号。向右一转,是条平坦宽阔笔直的大路,通向肇嘉浜路。路面上,常常残留着某只死猫的碎片,这是来往的卡车经过时车的轮胎碾压成的。路的两边是纺织厂的厂房。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上十分钟,就能看到绿色的林荫道。在那里,男人们下棋、打牌。周末的中午,在家里吃完饭喝过一点酒,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。那是辆旧车,在棚户区里的台格路上碾过时,会一路摇晃着发出咯啷咯啷的响声,每次我坐在书包架上,就觉得自己是坐在起伏的波浪上,父亲躬起的背也夸张出了一种艰险。

如何从一条臭水沟变成林荫大道,整个改造过程,曾经是我的一篇小学课文。大道两旁的园子杂草丛生,种着色彩斑斓的花儿,高高的大树挨挨挤挤,树干上的枝桠彼此交织在一起,密密实实,投下一大片柔和的、凉而不寒的阴影。不能说毫无遮掩,但即便对一个学龄前的孩子,那些栅栏也不构成什么障碍。现在再回忆那些园子,那些杂乱,是多么的和谐啊。仿佛是一幅简单的油画,缺乏精细的加工,不完美,但却质朴、清新,甚至隐含着某种神秘:比如那些树根下美丽但据说有毒的蘑菇,那些忙碌的大黑蚂蚁,如果你让自己变成一个孩子,趴在地上,你会发现,地下的那个仍在延续的社会,似乎比地上你所生活的那个,更加古老。

在那些长得过于繁茂的花园里,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四季的迹象。但如今仍然深留印象的,却是那些饱满但乏善可陈的蒲公英。我一定吹过数百朵,它们实在是太常见了。阳光下,它们从明媚的金黄很快变成褐色的种子,绒毛松散开来,很快就失去了花的美感。它们是否象征着什么呢?在它们的周围,是一片艳丽的环境,它们如此笔直地长出来,完全不醒目,保持着自身的形状,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努力传播自己。

夏天,每年的台风季,有那么几天,林荫大道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。大风将长得过于茂盛的树枝刮落,它们倒在水洼里,远远看去,好像整条小道变成了林中的小溪。树叶和污泥,使路面看上去黑黑的。有时一段粗壮的树干,整个坍塌下来,在阴沉的天色衬托下,变得浑浊,我在里面小心地行走,觉得自己走在一个狭长的孤岛上。

只要有植物在自由生长,风景就会不断产生变化。

从我家走到平江路上的小学校,慢慢走一趟大概需要二十分钟,因为中午回家吃饭的缘故,一天要来回四次,但是,走在这段林荫路上,总会有新的感觉。花在变,蝴蝶在变,我见过的那些人,也都在变。春天,经常因为一只蝴蝶,我被老师罚站在教室最后一排。我想我肯定看见过黑色的大蝴蝶,尾部闪耀着黄色的斑点,它孤零零地停在一片花瓣的边缘,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过去。大概就是在那时,我有了一种朦胧的愿望,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花园,蝴蝶能飞进来,停上一会儿。后来,为了达到这种效果,我央求母亲在屋子前面砌了一个很大的花坛,那块空地,她本来是想盖个卫生间的。花坛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,一些一串红、鸡冠花、太阳花、月季花、凤仙花、人参花。只要我凝神看着这个花坛,我就能忽视它置身其间的整个环境,它们是独特的,我的植物。

在这个花坛里,我种下过一些栀子花,花瓣洁白硕大,散发着浓郁的芬芳。但是只过了一个夏天。因为小虫子实在太多了,密密麻麻的。我母亲忍无可忍,秋天的时候就把这些植物移去了林荫大道上的花园里。我种过的那些栀子花成了我唯一种过的栀子花。我还记得早晨将它们剪下时那一声清脆的“咔嚓”。从花的梗茎部位剪,用水轻轻冲洗后,插进玻璃瓶里。然后,看着它们死去。

在那条绵延几站路的林荫大道上,我看到过很多带着颜料、画笔和画板的人,他们长久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些,然后安下心来,专心致志地描摹出一幅风景画。那些画,我不想称它们是创作。他们固定下来的景色,使我的记忆变得不再神秘,使那片已然不复存在的风景变得廉价而轻易,好像人人伸出手,就可以去感受去触及。这也许是我选择文字的原因,文字不会让一个物体变得实实在在,也不会让一件事情变得人人皆可参与。而在这篇文字里,我生活过十八年的棚户区将作为一个完整的地方,存在下去。它将永远不被铲平。

几年前,为了拓宽车道,肇嘉浜路缩减了绿化地带,那些大大的、可以打滚的草地不见了。窄窄的一条,看上去是那么不真实,那样的纤细,无论哪一边的汽车转弯一碰就会撞碎似的。自然变得脆弱时,孩子的乐趣就消失了。虽然还有林荫路的影子,但林荫大道所曾经具有的内涵已经荡然无存:没有古玩邮票市场了。没有老人再遛鸟、锻炼身体。没有闲人打大怪路子。谈恋爱的男女朋友,也许还有那么一些……

在很多方面,我都与棚户区里那些和我同龄的孩子们不同。他们缺乏一种我从书上看来的美。从他们的身形,到他们的衣着,都有一种粗糙。他们中很多人的牙齿很差劲,不整齐、发黑发黄、早早就被虫蛀了。我母亲说,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严格督促他们睡前刷牙的缘故。我母亲对我的外表曾经狠下过一番工夫。那时人们一周洗一次头,星期五做饭时,母亲会将淘米水留下,装在一个盆里,一直放到星期天下午,让它自然发酵,然后用来直接替我洗头。她说,那样洗出来的头发才会变得又黑又亮。在那些年,我的头发确实很黑亮。

虽然棚户区孩子们的长相各有特色,但他们要么长着一张受人欺负的脸,要么长着一张欺负别人的脸。在我读小学的班里,就有这样两个男孩。受人欺负的那位,个子很高,长着一个橄榄一样尖长的脑袋,头发很稀。他总是在流清水鼻涕,整个样子倒并不邋遢,但是那些往下挂的鼻涕看起来无比沉重。当他的铅笔盒被重重摔在地上的时候,就有一个皱紧眉头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。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哈哈大笑过。母亲告诉我,他的父亲在菜场卖鱼,傍晚收摊回家后就开始喝酒,会因为一些小事,将他吊起来用皮带抽打。在棚户区里生活,是没有秘密可言的,人们彼此注意,每个人都议论别人,也被别人议论。我在家里就听到过种种议论。“他妈妈不帮他吗?”我问。母亲摇摇头。被吊起来打,这是一幅多么恐怖的场景,难怪他在学校,能够一言不发,只是沉默地忍受着。下一次跟着母亲去买鱼的时候我盯着那个男人看,看不出粗鲁,也是一个长脸长脑袋,脸上布满了皱纹,在我母亲付钱时,一个微笑及时地出现在那脸上。

欺负别人的那位,个子倒是很小,但全身都散发出一种激烈、顽皮、粗野的气质。在老师进来之前,他总是把自己的脚踩在他旁边的座位上。我记得他的同桌是个小姑娘,家住在枫林路,她温和地站在自己的座位旁边,不吵也不闹。上课铃响了,男孩拖延着,最终主动把脚放了下去。

每天早上七点多,我们几个棚户区的孩子就离开家,步行到小学去。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,我们都在肇嘉浜路长长的树阴下走着,但互相之间并不说话。

一天下午,就在那林荫道上,走在最前面的小个子男孩忽然蹲下身去,地上躺着一只麻雀,应该是受伤了。他用两只手一拢,那只鸟就到了他的手心里。高个子男孩经过他身边时,他得意地举起手里的鸟给他看。“你看,我随便一捏,就能把它弄死。”

友谊的形成,有各种奇特的开头。那天以后,这两个男孩出人意料地成了好朋友。那天接下来发生了什么?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喊了我的名字,我瞥了他们一眼,高个子男孩似乎正用拇指和食指,很缓慢地轻轻滑过鸟儿的头部。但他们没再说什么,我就继续往前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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